毛泽东与洛川会谈

毛泽东与洛川会谈
牛桂云

1936年初，李克农和爱国将领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了两次会谈。这是中共中央派出的正式代表和张学良的最早的直接接触，具有特殊的意义。张学良实现了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的愿望，从此开始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自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来，所取得的最早和最重要的突破。有了这两次洛川会谈，才有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延安会谈，也才有西安事变的发生。这两次洛川会谈之所以能，顺利举行并取得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的正确决策、及时指导和周密安排。��

一、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洛川会谈得以举行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正确地分析了陕甘苏区所处的形势，认为在苏区周围敌军中，东北军是最重要的力量，但这支军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一贯是采取排斥、打击和吞并的消灭异己的政策。对此，东北军的广大官兵是很不满意的。东北军过去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弃守了自己的家乡，被蒋介石利用来“剿共”，在内战中不断伤亡，力量不断削弱，家乡愈离愈远。他们感到“剿共”没有出路，有着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故土的强烈愿望。因此，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了积极争取张学良及东北军，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大联合的决策。��

1935年秋，张学良初到西北时，“剿共”还是很卖力的。他以10万之众的兵力发动了对陕甘苏区大规模的第三次“围剿”。毫无疑问，这时红军的当务之急就是粉碎其“围剿”，保卫和发展陕甘苏区。毛泽东指出，当张学良不觉悟时，应该给他以打击，促使其醒悟。��

为了粉碎敌军的围攻，1935年11月下旬，毛泽东亲自指挥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歼灭东北军1个师又1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这使张学良清醒地认识到东北军不能再轻举妄动。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把革命大本营放在大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在直罗镇战役期间，毛泽东和彭德怀于11月25日联名致电聂荣臻并林彪，指示他们速放俘虏军官数名，与东北军第一○六师师长沈克办交涉。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又电示聂、林：“对一○六师的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无论沈克有无切实回答，一军团准备撤回。”与此同时，毛泽东亲笔给在直罗镇战役中受到重创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写信，恳切地促其觉悟，并提出与第五十七军签订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协定的具体条件，还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级以上干部大会作报告时又强调，要把争取白军的工作变成广大红军和苏区人民的群众运动，要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苏区军民纠正了过去那种“左”倾关门主义的做法，积极做争取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工作，尤其注重对军官的争取工作。��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会后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全面深刻地阐述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纲领性文件。这次会议还专门议论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会上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二、毛泽东的重要指示使第一次洛川会谈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

1936年2月，毛泽东和党中央与张学良建立了直接联系。沟通这个联系的使者是在榆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高是王以哲军长的老部下，也深得张学良的赏识。他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正义感，如同广大东北军官兵一样，有打回老家去的强烈要求。他被俘后，通过在红军中的学习和生活，特别是经过彭德怀、秦邦宪、李克农等的亲切谈话和教育，真诚地接受了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主动向彭德怀提出愿意到被红军围困的甘泉城内，劝说守城的东北军与红军合作。��

关于红军与东北军甘泉守城部队谈判的问题，彭德怀及时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和请示。1936年1月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彭德怀，指出：“原则上可同意甘泉敌人归还其主力，但须向其指出。要抗日须与红军合作，且须影响和组织其他东北军一同抗日。”电报要求：“交涉宜努力进行，要处处表示我们诚意。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条件无不可以磋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彭德怀为高福源进甘泉城作了安排，并派红军总部秘书长兼敌工部长周桓送高入城。��

高福源进入甘泉城后，向守城营长周祖尧及守城官兵讲述自己被俘后的经历，以自己的经历解除他们怕当俘虏的思想顾虑；宣传中共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揭露蒋介石迫使东北军打红军使其两败俱伤的阴谋。他再三叮咛周祖尧：“只有与红军合作，才有出路。”高的劝说取得了成效。他出城后，守城的东北军派出代表与红军代表谈判，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互利互市的协议。��

高福源又主动要求去说服张学良、王以哲与红军合作抗日。彭德怀安排骑兵护送，高福源于1936年1月上旬回到洛川。他先到洛川见了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及参谋长赵镇藩，向二人说明自己的来意。王以哲立即将此事密电报告了张学良。��

此时，张学良在“剿共”战争中迭遭失败，损兵折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被红军歼灭两个师、两个团又一个营，有两个师长、两个师参谋长、6个团长或死或被俘。东北军遭到这样的惨重损失，蒋介石非但不予补充，反而撤销其番号，削减其军费，给予种种冷遇。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张学良跟随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同时，他也深深感到红军的力量是不可小视的。这使他逐步地认识到继续“剿共”是没有出路的。他趁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五全大会的机会，借口办“私事”到上海，秘密会见与共产党有联系的杜重远和李杜。杜重远批评他过去执行不抵抗政策的错误，提出要他联共抗日，实行西北大联合的主张。李杜也劝他联共抗日。张学良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决定主动与中共联系合作抗日，并开始积极设法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当然，促使张学良思想发生这样大变化的内在原因，是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之心。他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中逐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一直对国民党政府奉行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不满。��

在张学良急切地盼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时，突然接到曾向他表示过不愿打内战而要求抗日的王以哲的电报，立即回电让高福源速来西安见他。高福源到西安后，与张学良和王以哲谈了整整一夜，他详细谈了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情况，并特别强调说明：“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完全是为国家民族着想，是绝对真诚的；共产党红军愿意联合东北军一齐打回东北去，是极端可靠的。”

1月中旬，高福源由西安经洛川回甘泉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驻地。路经洛川时，王以哲对他说：1月20日，张学良要到洛川来，请红军派一个代表与他见面，商量共同抗日问题。高福源回到甘泉后，立即向周桓汇报了这一情况。周速将此事报告红军总部，彭德怀遂急电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电文说，高福源负我们使命赴洛川，他去后见过王以哲、张学良，于本周回来，得情形如下：王以哲颇热烈地表示愿与红军共同抗日，并请求与彭见面；张学良表示，我真抗日，愿以实力相助，急请我方派全权代表到洛川一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得到报告后，立即决定派代表与张学良会谈，并对我方代表与张学良的第一次会谈作了许多重要指示。��

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明确提出与东北军谈判的主要条件为：“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请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立即交换密码”。��

接着，毛泽东亲自指导安排谈判人选、所带物品等具体事宜。因离谈判的时间比较近，从瓦窑堡派代表来不及，毛泽东在1月15日的电报中提出：“目前亦派周桓去洛川为宜”。周桓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秘书长，但他对与敌军谈判和做情报工作没有经验，本人和彭德怀都认为去谈判不合适。所以，毛泽东于1月16日又致电彭德怀提出：去洛川的代表从前方选，要即刻印刷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由高福源、伍修权(时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第一科科长)去洛川带给王以哲等人。这时，恰好当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来到甘泉附近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李长期在白区工作，做情报工作经验非常丰富。彭德怀当即决定派李克农去洛川谈判，并于当天(1月16日)电告毛泽东：“谈判人选改派李克农，由他带发电密码本同高福源去洛川。”毛泽东同意派李克农去。��

1月16日，李克农随高福源到达洛川。17日，李通过东北军第六十军的电台报告毛泽东和彭德怀：王以哲对抗日联军、国防政府暗约同情，但需决定于张。毛泽东为了使谈判能够顺利进行，及时指示李克农要很好地掌握谈判原则，力促谈判成功。1月20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转李克农，指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并且通知对方，我们为了表示愿与东北军共同抗日反蒋的诚意，我军可解甘泉之围，还可为其接济粮食和柴草等。当日晚，李克农与张学良在友好的气氛中会谈了3个小时。李克农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向张学良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建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等主张。张学良表示：南京方面同情建立国防政府的颇不乏人，只要中共确有团结抗日的诚意，他愿意为此而奔走。他告诉李说：近来蒋介石托他去甘肃、南京等地公干，为期约两周，借机也做些工作，回来后准备约彭德怀在肤施或洛川见面，可以多来几个人。对陕、甘战场问题，张学良提出，为应付环境，双方各守原防，并在可能范围内恢复通商。当天，中共中央收到了李克农的电报。

1月21日，李克农返回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详细汇报了这次谈判的情况。毛泽东和党中央根据张学良的表现和红军当时正准备渡河东征，急需要有一个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决定立即加大争取张学良及东北军工作的力度，更进一步促进同张学良和东北军的联合。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再派李克农和高福源到洛川与张学良举行第二次会谈。2月3日与6日，彭德怀两次致电王以哲，提出立即派李克农再去洛川商谈。��

三、毛泽东全面指导了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第二次洛川会谈��

高福源在李克农与张学良首次洛川会谈以后又被派往洛川，交换了红军和王以哲电台通讯的呼号和密码，不久，双方电台叫通。从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可以直接与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互通电报。这对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2月中旬，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后，立即同意李克农到洛川来面商大计。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指出，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特派李克农即日起赴洛川面谈一切。翌日，毛泽东又让彭德怀通知王以哲：李克农将于21日启程，25日可到洛川。��

2月20日夜20时，东征战役开始。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以中共中央及军委的名义发出给李克农的训令。训令指出：估计张学良愿意与我们继续谈判，准备订立互不侵犯协定；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接受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策略：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在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中作取消双方政府、成立全国人民公意的政治制度的初步讨论；如张提出取消暴动，则克农提出取消一切国民党的压迫制度、封建剥削；要求停止内战，不拦阻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遣队；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2月25日，李克农到达洛川，并立即见到王以哲。王将此事电告张学良。张回电说，因为要去南京，暂时不能到洛川来，嘱咐王妥为招待，并可以先与李克农谈些具体问题，重大问题留待他从南京回来再定。王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对李热情接待，并开始了具体问题的谈判。��

这时，国民党南京当局通过不同渠道派代表董健吾和张子华到陕甘苏区来表达谈判意向。毛泽东为使李克农及时了解情况和便于谈判，于2月28日同彭德怀致电李克农，通报了董健吾、张子华所谈国民党各派对联俄联共的态度，以及我军东征战况。电文说：据谈，蒋介石系陈果夫主张联红抗日，曾扩情主张联日反红，此外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并云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我军连日突破黄河东岸二百里封锁线，占领石楼等五县广大地区。2月28日，李克农将与王以哲初步达成的三条“口头谅解”电告毛泽东和党中央。2月29日，毛泽东同彭德怀复电对这个草案提出补充意见：一、为巩固两军团结一致对日，确立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二、富县、甘泉、肤施交通可即恢复来往。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凭价购买。四、恢复红白两区通商关系。李克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王以哲达成口头协议。其内容与毛泽东的指示基本相同，只是把东北军字样改为第六十七军。3月4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彭德怀联名致电秦邦宪、李维汉、林伯渠、张云逸，将我军与王以哲军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口头协定情况，作了通报，并且请他们通知陕甘省委、省苏、军区及富县、甘泉、延安、洛川等县，凡属王以哲军，务以友军相待，对其通过苏区者表示诚意的欢迎和招待。��

张学良于3月3日由南京飞回西安，4日飞抵洛川。为了让张学良了解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更进一步联共抗日，毛泽东和彭德怀于3月3日致电李克农，让李向张学良、王以哲转告红军东征胜利进军的战况、我党统战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国际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有关情况，并强调说：国民党内部正在分化中，深望张副司令、王军长领导东北军完全团结与我们合作到底，并确立联俄政策。��

在张学良得知董健吾和张子华被国民党当局派到苏区联系谈判时，当时就认为，既然蒋介石能“通共”，我为什么就不可比与中共联系?!现在，李克农又转达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向他通报的情况，这使张学良十分高兴，联共抗日的决心更加坚定。��

3月4日，在亲切和谐的气氛中李克农与张学良、王以哲的会谈从4日下午3时开始一直谈到5日凌晨4时。张学良对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深表赞成，对红军与六十七军的口头协定完全同意。但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包括蒋介石持不同看法。他认为，现在中国的实力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同时，蒋也有抗日的可能，因此，要抗日必须联蒋；中共主张抗日反蒋，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因而也是行不通的。对于这点，李克农指出，在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疯狂“围剿”红军的情况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包括蒋介石；如果蒋介石放弃反共内战政策，我们是会重新考虑的。经双方商定：1．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代表，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再作一次商谈。地点定在肤施(即延安)，时间由中共决定。2．红军与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络。3．中共方面派一色彩不浓而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给以灰色名义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系，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

3月5日，李克农将4、5两日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电告党中央。毛泽东对会谈结果非常满意。当天，毛泽东和彭德怀复电说：“本日两电均悉，甚慰。”电报还就会谈中涉及的问题给予简要的答复：“周、博均来前方商事，十号可毕，十七号我方负责代表可到延安，赴友邦代表及西安常驻代表人选即可决定”。电文还说，驻甘泉的一营部队换防及马路不驻正规红军可同意，凡属有利友军而无妨大局之事，我方无不乐从。并且要李克农直接到山西石楼汇报谈判情况。��

这一天，毛泽东和彭德怀还连发三电。一电致王以哲，说明我方已将口头协定通知红军及地方党政军机关，遵照执行。希望彼方亦以相同方式通知延甘富洛等地党政军机关同时实行，并以见告。电文还说，此次虽系口头协定，但双方均出于抗日救国诚意，弟等相信必比寻常外交上之文字协定更为诚信无欺。另两电致李克农，一是通知他我方从3月5日起执行口头协议，并告诉他贸易局局长陈邦柱即日动身赴洛川采办西药、布匹等物资，到时望介绍给王以哲，请他转介绍于六十七军军需处处长，对钱之光给予相当帮助与照顾。另一电是请他通报王以哲，并由王向张学良转达，我方向南京代表提出的：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等五条建议。

李克农于3月7日离开洛川，3月16日到达晋西石楼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汇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后，认真研究了张学良的意见和要求，认为张学良联共抗日是有诚意的，并决定派周恩来去延安与张学良会谈，于是有了4月9日的延安会谈。��

综上所述，在李克农与张学良的两次洛川会谈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统战思想和斗争艺术。首先，毛泽东提出的大力争取东北军广大官兵特别是争取上层军官的战略决策，以及瓦窑堡会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为洛川会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在会谈进行时，从选派代表到谈判内容、掌握的原则、协议条件、情况通报等等，毛泽东都有一系列具体指示与安排，致使谈判获得巨大成功。再者，毛泽东亲自指导迅速落实谈判达成的各项协议，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使张学良、王以哲对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有了切身感受，联共抗日的决心进一步坚定。第四，周恩来与张学良所举行的延安会谈，意义更加重大，影响也更加深远，但它是在两次洛川会谈的基础上举行的。��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