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
毛泽东的攻书到“底”
陈 晋
事业发展没有止境，学习也没有止境。毛泽东在1939年说过一句话：“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1959年，他再次讲：“很有些时候，我也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个部门的学问我没有学好。学一种外国文吧，也没有学好。经济工作现在刚刚开始学习。但是，我决心学习，除死方休。”讲这些话，是希望领导干部们抓紧时间读书学习，以适应新的形势，学会新的本领，同时也传达出他自己生命不止、探索不止、读书不止的执著信念。
求知的欲望和理论探索的使命感，使毛泽东的阅读似乎一刻也不能停下来。从上世纪60年代起，由于年龄大了，他不断让人把一些经典书籍印成大字本来读。1972年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1975年，他眼睛不好，还专门请一位大学老师给他念书。逝世前，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但脑子清醒，仍然坚持看书。可确切知道的是，他当时看的是宋代笔记《容斋随笔》和刚刚编译出版的日本的《三木武夫及其政见》。三木武夫当时正在竞选自民党总裁，看来他临终前很关注此事。毛泽东是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逝世的。根据病历记录，9月8日那天，他全身都插了管子，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过来就看书、看文件，共11次，用时2小时50分钟。最后一次看文件是下午4时37分，7个多小时后便辞世了。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活到老、读到老，而是读到死。
毛泽东读书，是发自内心地对知识、对真理追求的一种渴望。有这种渴望，才可能用心用脑去真读、真学、真思考，而非浅尝辄止。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攻书到底”。
把阅读视为“攻书”，是古人的说法。1938年3月15日，毛泽东在“抗大”的演讲中提出：“我看这个‘攻’字是有大道理的，就是把书当敌人看，一字一句地攻读。”攻读的目的，是对知识精通探底。对此，他于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的学习运动动员大会上做过解释，他说：“学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攻书到“底”之法，在挤和钻，一遍一遍地用心去读。1945年5月31日，他在中共七大总结讲话中向大家推荐五本马列著作，又形象地解释了应该如何去挤和钻：“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它一遍或者看它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一年看不通看两年，如果两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后面记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这是毛泽东的经验之谈，他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书籍上，便写有某年某月“起读”、“再读”这样的字迹。
毛泽东的攻读之法，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
一是经典的和重要的书反复读。对马列著作，毛泽东是常读常新。在延安，他对曾志说到自己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喜欢的文史哲经典，他同样经常读。上世纪50年代，他对人说已经读了5遍《红楼梦》。此后，他又15次索要过《红楼梦》，这在工作人员的记录中有明确记载。同一本书，反复读，因每次阅读背景不同、任务不同、心境不同，理解和发现也会有所不同，这样书的价值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掘。
二是相同题材内容的书，毛泽东习惯把叙述不同甚至观点相反的著述，对照起来读。例如，他读美国历史，就让人到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去借，专门写条子说，不光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写的，也要有资产阶级学者写的。关于研究拿破仑的书，他同样找来苏联、法国和英国学者写的《拿破仑传》和有关著述，对照起来读。关于《楚辞》，1957年12月他一次就要了50余种古今对《楚辞》有价值的注释和研究书籍。关于研究《老子》的著作，他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时带走的书籍中，就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与此相关，毛泽东还一直强调，要阅读一些和自己的观点相反的书，包括反面的书。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1965年，他让中宣部编辑出版蒋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据这个意见编辑了《蒋介石言论集》系列，准备每本印五千册。毛泽东批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上世纪60年代，他多次讲，不读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书，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并说“这是我的经验，也是列宁的经验，也是马克思的经验”。
三是读书习惯于“手到”并注重讨论。古人强调读书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泽东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诵，还经常在一些场合，给人讲书，直接宣达自己的阅读体会和收获。所谓“手到”，就是动手写笔记、写批注，由此体现“心到”。目前编辑出版的毛泽东读书批注方面的书籍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了他读10本哲学书的批注和一篇读书摘录；《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收了他读39部文史古籍和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评文全本)，共5卷，收录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书里做的圈画和批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毛泽东手书历代诗词曲赋典藏》等，则反映了他读古代文学作品时随手书录的情况；13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了他读各种书刊和文章的批示、批注和批语，数量很多。
毛泽东读书，还有一个“耳到”，即组织读书小组由人念，大家听，再一起讨论。比如：青年时代，他组织过读书小组；延安时期，他组织过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读书小组；1959年底，他又组织读书小组到杭州等地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晚年眼睛不好，他就请人读给他听，边听边议。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本文根据《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序言编辑，标题为编者所加）
（来源：《北京日报》2017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