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唐卡背后的故事
左智勇
在藏区，有一幅著名的唐卡，描绘着红军总司令朱德与格达活佛见面的场景。它的背后，是一段感人的往事。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孜、炉霍一带。为阻挠红军北上，国民党政府勾结藏区的反动喇嘛和土司头人，组织反动武装，大肆污蔑共产党和红军，严令群众不准卖粮给红军、不准给红军带路、不准给红军当通司（翻译），胁迫群众上山隐藏，妄图置红军于绝境。因此，红军所到之处，空空如也，面临着物资匮乏的严重困难。
此时正值寒冷的隆冬季节，朱德把各部负责人召集起来，对大家说：“目前，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还没有着落，许多人还没有棉衣，这一带的藏族居民，身受层层剥削压迫，已是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加上这个地方物产贫乏，我们的口粮很难筹集，基本上要靠野菜充饥。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应该坚决执行我军的纪律和民族政策，要教育官兵遵守下列规定：第一，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第二，爱护藏民的一草一木；第三，在藏民没有回家之前，不准进他们的屋；第四，看管并喂养好藏民留在家中的牛羊。同时，我们要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动员藏民回到自己的家园。”他又找来随红军行动了一段时间的“通司”谈话，请他带几个人上山寻找藏民，做宣传解释工作，动员大家回来。
命令一出，令行禁止。部队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露宿在树底下或屋檐下。没有粮食，就到附近采蘑菇、挖野菜充饥。
4月，高原上的春天已悄悄来到。朱德看到春耕在即，就发动总部机关和一些部队帮助藏胞把地种上。在动员大会上，他对指战员说：“俗语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现在，藏族同胞对我们还不了解，暂时不能回来种地。我们能眼看着春播的大好时节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吗？不能！这一季种不上，藏胞们将来吃什么呢？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我们要帮助藏胞把地种上，而且要种好，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朱德自己也每天拿着镢头参加劳动。
甘孜县城附近有一座白利寺，住持是五世格达活佛，他出身贫寒，7岁时被认定为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活佛，17岁时去拉萨甘丹寺学经，8年后获格西学位，后返回白利寺，为贫苦农牧民众、信徒们“布道”，在当地影响很大。
红军到来后，格达活佛亲眼看到了红军官兵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藏民族风俗习惯，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不伤害百姓的行为，由此判定红军不像国民党和一些土司头人宣传的那样烧杀抢掠，而是一支能够解放劳动人民脱离苦海的军队，是藏族人民的好朋友、大救星。
格达活佛派喇嘛给红军送去了青稞一百三十余石、豌豆二十二石，不仅倾尽白利寺所有，而且还亲自前往附近的亚龙寺、更龙寺，动员两寺出钱、出粮支援红军。随后，格达活佛又亲自到山里召回逃匿到深山的村民，并动员他们尽力支援红军。这时候，藏民们也感到红军是一支好队伍，他们互相转告，畏惧情绪也逐渐消失了，陆续回来和红军一起春播种地。
格达活佛热忱帮助红军的事迹很快传遍各地，也传到了红军总部，受到了朱德等人的高度关注。
一天，朱德亲自到白利寺看望格达活佛，并与其进行了一次促膝交心的长谈。朱德向他说明红军长征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他多为贫苦的藏民谋利益。正是这次长谈，不仅让格达活佛看到红军的最高长官如此艰苦朴素、亲切慈祥，还让他进一步认识了红军，进而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以及为什么要进行革命的道理。从此，格达活佛走上了一条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光荣之路。
红军在甘孜的几个月时间里，朱德先后九次与格达活佛进行交谈。一次又一次的交心恳谈，使得朱德和格达活佛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并维系终身，谱写了一段被汉藏同胞久久传唱的民族团结之歌。1936年6月，藏族人民自己的政府——中华苏维埃波巴政府在甘孜成立，格达活佛被选为副主席。
唐卡：朱德与格达活佛
在格达活佛的支持和帮助下，藏族同胞积极拥护和支持红军。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将要到来的红二、六军团的战友们织了2万多件羊毛衣裤。
7月2日，红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庆祝两大主力会师的盛大联欢会上，朱德深情地说：“我们能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靠的是藏族同胞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还要继续北上，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还要跋涉茫茫的草地，但是只要有了藏族同胞的支持，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
7月中旬，红军继续北上，藏族同胞依依不舍，前来送行。行前，朱德和格达活佛话别。朱德在红缎上为格达活佛写下：“红军朋友，藏人领袖”的题词。并将自己的八角军帽赠送给格达活佛，对他说：“这顶帽子留给你，看到它，就像看到了红军。少则5年，多则15年，我们一定会回来。”
红军北上后，格达活佛冒着风险将230多名红军伤病员接到寺中保护起来，并精心为他们治病疗伤。他还将红军保护寺庙的文件、与红军签订的互助协议及波巴政府的大印，都收集保存起来。他非常想念红军，关心红军北上抗日的情况，经常打听朱总司令、刘伯承将军以及红军的消息。他深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经常向亲朋好友说：“红军一定会回来，藏族人民一定会翻身的。”
1937年，国民党派往康藏的督导员马其武到甘孜巡视。马其武特地带上军统西昌站站长徐远举到白利寺“拜会”格达活佛，要求格达活佛参加国民党，以此“挽回影响”。这一要求遭到格达活佛的严词拒绝。不久，国民党又派人来动员格达活佛担任西康省参议员，同样遭到拒绝。
为了摆脱国民党的纠缠，格达活佛带着甘孜波巴政府的印章、文件，以朝佛为名到拉萨避难。在拉萨期间，他对红军仍然十分挂念，把自己珍藏的一张朱德的照片供在佛堂里，经常为朱德念经祝福，为红军祈祷平安。他还经常打听红军的消息，向拉萨的友好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在拉萨，他一住就是10年，直到1947年才返回甘孜白利寺。
1950年，中共中央给格达活佛发电报，请他以特邀委员的身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那时西藏还没有解放，任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格达活佛主动要求进藏劝和。他在给中央的回信中说：“为了西藏早日解放，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我要等西藏问题解决以后，再去北京见总司令。”“等西藏解放了我再来参加会议。”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还派专机给他空投了进藏所需物资。
7月10日，格达活佛毅然决定前往西藏劝和，途中被阻止他进藏劝和的英国间谍毒害。1950年8月22日，格达活佛在昌都圆寂，终年47岁。
藏族百姓为纪念朱德与格达活佛的深厚友谊，特地将朱德与格达活佛会晤的情景制作成为唐卡画。1993年，甘孜县还在旭日岭修建了“朱德总司令和五世格达活佛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