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家朱德

军事家朱德

关 泠 金立昕

朱德元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对党、军队和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设事业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军事上，他功勋卓著，名列开国十大元帅之首。1946年，周恩来在庆贺朱德六十大寿的祝词中说，朱德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他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指导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起到重大作用。

被誉为“红军之父”

朱德在党内最早与毛泽东并肩探索中国武装革命道路，作为红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充分发挥了他对人民军队的创建作用、领导作用和巩固作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经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赞美朱德为“红军之父”。1976年朱德去世时，各国舆论高度评价他的一生，一致称他为“中国红军之父”。这一称呼对他来说当之无愧。

朱德在其戎马生涯早期，已开始展露军事才能。1911年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他参加了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在云南边境山林中与法国帝国主义支持的武装土匪作战中初步取得了游击战的经验，在纳溪战役中运用夜战、白刃战和迂回侧击的战术，以少胜多，展现了军事才能。在德国留学时，他参观德共领导的准军事组织的演习等活动。转赴苏联后，朱德又积极研究苏联内战时期的游击战术，结合自己过去作战的经验，提出“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并设想回国后，“必要时拖队伍上山”。

1926年回国后，朱德在中共重庆地委军委领导下，同杨闇公、刘伯承策划和发动泸（州）顺(庆）起义。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在起义的酝酿、准备、发动以及起义军南下的军事行动中，朱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起义前夕，朱德在掌握敌情、部署力量、麻痹敌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迅速全歼南昌守敌创造了条件。起义后朱德任第九军副军长、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失利后，朱德和陈毅等一起，在强敌尾追、孤立无援、军心涣散的严峻局势下，率领余部坚持斗争，转战闽粤赣湘边界，并在赣南的天心圩、大庾、上堡，对所部进行三次整顿（统称“赣南三整”），大大提高了新生人民军队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朱德指出，今后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他所保存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装力量。

1928年1月，朱德与陈毅等领导发动湘南起义。南昌起义军余部发展到2000余人，同时还组建了三个农军师和两个独立团，革命风暴遍及二十几个县，约有100万人参加了起义，极大地振奋了大革命失败后正处于低沉状态的革命群众。4月，朱德率起义军转移到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会合的这两支部队，“成为红军中的骨干和核心，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井冈山的斗争，奠定了中国红军和中国武装革命的基础”。这一年，朱德42岁,毛泽东35岁，从此开始了他们长期亲密合作的生涯。为了纪念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朱德赋诗道：

红军荟萃井冈山，

主力形成在此间。

领导有方在百炼，

人民专政靠兵权。

1930年8月后，朱德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先后参加指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反“进剿”、反“会剿”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其间，与毛泽东一起总结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6字诀，对革命游击战争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朱德还和战士一起下山挑粮，树立了红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和战士同甘共苦的楷模。他与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以及从革命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对中国革命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4年10月，朱德参加长征。遵义会议后,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以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1935年9月10日，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朱德和刘伯承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朱德虽身陷困境，仍坚持拥护中共中央的方针，坚持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并深入到部队中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宣传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性和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团结了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最终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开展新的局面，作出重要贡献。毛泽东对朱德同张国焘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赞誉他“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战斗间隙，朱德不断从理论上总结红军的建军经验和作战原则，用以指导革命战争。1931年7月，他撰写《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论述了红军的阶级性质、历史任务和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必须“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要建立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加强政治训练，提高军事技术，遵守铁的纪律，进行集中的领导和统一的训练。还指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这些论述，对进一步明确红军建设的方向，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作用。1933年3月至8月，他又连续撰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等著作，对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特别是同年6月发表的《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提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阐明了采取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作战方针。1934年2月，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朱德和周恩来、王镓祥一起，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朱德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对指导红军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人民军队以后的建设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战斗在抗日烽火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德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他就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战术问题发了言，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分析了进行运动战、发动民众和游击战的重要性。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朱德参与制定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同时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9月，他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的决心，率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积极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到达八路军总部后，朱德即布置平型关作战，并与彭德怀电令林彪，立即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取得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仗。战后又赶赴战地，亲自总结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教训。10月，与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从而加强了中共对八路军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尔后，朱德指挥八路军各部深入华北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陆续开辟了晋察冀边、晋西北、晋冀豫边和晋西南等抗日根据地，先后挫败了日军对晋察冀和晋西北根据地的多路围攻。1938年3月，朱德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指挥晋东南地区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七个师，挫败了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九路围攻”和向晋西黄河河防的进攻，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随后，他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组织八路军各部挺进冀南、冀中、豫北和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时，他模范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大力争取中间力量，对国民党军进行了真诚、细致的团结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朱德在华北敌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八路军由3万多人发展到40万人，游击战争从山区发展到平原，开辟了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冀鲁豫、晋西北、晋东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12月，朱德53岁生日之际，正在华北抗日前线的作家杨朔写了一首《寿朱德将军》诗：

立马太行旗颭红，

雪云漠漠飒天风。

将军自有臂如铁，

力挽狂澜万古雄。

朱德读后和诗一首：

北华收复赖群雄，

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

河山依旧战旗红。

这雄浑豪迈的诗句，正是朱德在华北抗日前线战斗生涯的生动写照。

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指导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反顽斗争。在敌、伪、顽三方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极为艰苦的日子里，他还投入极大精力指导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8月，朱德与在前方的彭德怀、左权联名发电，部署八路军在铁路交通线开展破击战，后来发展为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朱德在协助毛泽东指挥抗日游击战争的同时，注重部队建设。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的方针，于同年冬首倡“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妨碍作战和训练的条件下垦荒屯田，逐步做到生产自给，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1942年12月，延安《解放日报》社论中说，“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连在一起。南泥湾精神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一个优良传统。

抗日战争期间，朱德集中精力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辛勤笔耕，写下了许多军事论著,对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作了理论概括与探讨。他十分注意总结抗战以来八路军作战的经验教训。1938年，与彭德怀提出对付日军奇袭与合击的16条战术原则。朱德发表的重要军事论著《论抗日游击战争》，详细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意义和作用及游击队的组织方法、形式，游击战的战术原则，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性等问题，并且强调指导军事斗争必须掌握好政治、经济、人民、武器和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1939年，朱德在《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一文中，概括总结了八路军机动作战的原则，这就是：“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隐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这是朱德在抗战中总结出来的重要作战原则。此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建立一支革命军队所必备的诸要素；不同革命形势下战略战术的转变；军事教育和作战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的密切配合；军队管理和训练的原则与方法；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力戒居功自傲等，对从政治上、理论上和实践上提高军队的素质，增强战斗力，都产生了重大影响。1945年4月，朱德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经验，深刻地论述了解放区战场创造、发展、壮大的历程，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和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并从建军原则、兵役制度、养兵、带兵、练兵、用兵、政治工作、军队指挥等方面，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作了详细的阐述，对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了正确的阐明和发挥。作为朱德的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这篇报告是对抗日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

朱德以他的心血和智慧，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决胜在解放战争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德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张及早占领东北战略要地。他在1945年8月23日即指出，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后与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主张力争东北，控制热、察。这就是著名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最初提法。朱德还参与制定和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重大决策，并参与指挥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军进行自卫反击战。他的这些高瞻远瞩的正确主张，对日后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朱德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朱德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开展中央委托的工作。帮助晋察冀军区恢复野战军，建立军区后勤部，统一领导供给、卫生、兵站、运输、交通、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使野战军脱离后方勤务，只管训练与打仗两件事，大大提高了战斗力。朱德还向晋察冀军区的干部传授战法，在冀中军区干部会上对歼灭战法作了精辟阐述。他指出，打歼灭战是红军传统的战略思想，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时，要注意集中兵力主动作战，打敌之侧背，包围歼灭敌人，利用有利地形，把敌人消灭掉等。此外，不但要有打垮敌人的威力，还要有压倒敌人的气势。要在政治上压倒敌人，瓦解其抵抗。要学会自己的建军方法，学会依照自己的情况去带兵、养兵、练兵、用兵。“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什么地方打什么仗，遇到什么敌人打什么仗。”

在朱德指导下，晋察冀野战军于6月中下旬，先后发起青（县）沧（县）战役和保（定）北战役，均取得了胜利。为此，朱德致电中央军委说，我军打堡垒和攻城的战术都有相当提高，步炮能协同作战。今后的华北作战已转为主动，仍以围城打援为宜，有条件亦可破城。后致电毛泽东，提出下一战役拟打石家庄。他与刘少奇指示晋察冀野战军以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针。10月，晋察冀野战军取得了清风店战役的大胜，开创了打歼灭战的范例，为尔后解放石家庄准备了条件。此后，朱德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进行调查和指导，对如何攻打堡垒、进行坑道作业、通过外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的作战部署。在野战军旅以上干部会议上，朱德提出“勇敢加技术”的口号，要求发扬军事民主，通过打石家庄学会攻坚战，强调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1月，在朱德的具体指导下，晋察冀野战军经过一周激战攻克石家庄，这是人民解放军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朱德指出，这次打下石家庄，“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的胜利，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攻占坚固设防较大城市的成功先例。朱德总结的石家庄攻坚战的经验，在各个战场迅速推广，减少了后期攻取城市的伤亡。

1948年5月，朱德在出席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时，作了中原会战的动员报告，及时提出加强部队团结和纪律性问题，要求大家都要学习战术。从1948年9月到次年1月，朱德参与组织和指挥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1949年4月，他同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同时，参与组织渡江战役和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地区进军的作战，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

呕心沥血建设现代化国防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朱德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他在兼任许多重要职务的同时，继续关注国防和军队建设。1950年9月，朱德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强调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1950年10月，他参与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亲自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干部作赴朝参战的动员。1953年底，他出席军事系统髙级干部会议，参与制定军队建设的方针和决策。

从20世纪50年代起，朱德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转变，并参与领导空军、海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等军兵种的组建工作。他曾致函毛泽东，提出：我们除整顿陆军外，应抓紧建设空军、海军以及装甲兵、工兵、炮兵、铁道兵等特种兵。朱德十分关心海军建设，1950年元旦，为《人民海军》题词：“建设一支足以防御帝国主义冒险侵略的人民海军。”朱德对空军建设也倾注了大量心血。1950年3月，他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的讲话，指出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关键。后为空军题词：“努力学习，掌握技术，为建设一支新式的强大的人民空军而奋斗。”对于炮兵、工兵、铁道兵、装甲兵等各兵种建设，他也作了许多具体指示。

朱德十分重视部队的训练和兴办各类各级军事院校的工作，强调部队在实现现代化、正规化的过程中，不能丢掉过去的优良传统，也不能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他多次提出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意见，要求在此基础上，搞好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业，尽快地生产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在1960年10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朱德指出：我们的军队一定要下决心用尖端技术武装自己。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在思想、政治上武装好，再加上先进的装备，那就会成为天下无敌的军队。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中期，经过深刻分析国际形势，朱德作出战略性的判断，于1956年4月致函中共中央，认为“世界战争是可以防止的”“能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军队数量可以缩减”。并指出，“要抓紧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打不起来的时间，尽快把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他经常深入陆海边防和军营哨所视察，了解部队的训练、执勤和生活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很重视军港、海港的建设。他的足迹北起营口、葫芦岛、秦皇岛、旅顺、大连，东经青岛、连云港、吴淞口，南至厦门、黄埔、湛江、榆林、三亚。1974年8月，朱德已88岁高龄，仍亲自视察海军舰艇，乘舰出海检阅，勉励海军指战员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而奋斗。

为表彰朱德对革命战争和军事建设方面的功勋，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励章、一级解放勋章。朱德从一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成长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创建了人民军队，积极参与制定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建立并加强了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与后勤工作，为建设、培养一支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的军事论著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军事上的卓越建树、作为军事统帅的魅力和风范，永远值得我们追忆和怀念。

(作者分别是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所副研究员、军事百科研究所所长）

（来源：《百年潮》201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