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书为友的谢觉哉

与书为友的谢觉哉

张 海

谢觉哉是中共“五老”之一，被董必武赞为“好学深思老不疲”。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国事繁忙的和平建设年代，谢觉哉始终坚持读书，与书为友，堪称党内“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阅读和梳理《谢觉哉日记》《谢觉哉杂文选》《谢觉哉文集》《谢觉哉书信选》等，可以发现，与书为友的谢觉哉在几十年如一日的读书生活中对读书的意义和方法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碰钉子”与“补读”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载体，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读书可以使人增长知识，开拓视野，修身养性，促进个人全面发展。谢觉哉认为事物是无穷的，事物的发展变化更无穷，个人要想不落伍，跟上事物的发展变化，就要通过“补读”，不断地获取新知识，否则就会“碰钉子”，他说:“社会上的事物与道理，天天前进，过去读的，不够今天用；今天读的到明天又不一定适合。自以为够了，就得落伍。”同时，“各人从事的业务部门所需要的知识，千头万绪，很难都预先学好；事情又在变动，不可能预先学好，不读就要碰钉子”。对个人来说，工作中“碰钉子”可以改正错误，重新来过；然而对于一个政党尤其对于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革命事业“碰钉子”就意味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甚至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因此谢觉哉高度重视读书并将其提髙到中国革命的高度，指出：“因为我们负了革命的重担，人民交给我们以非办好不可的任务。”“工农干部没有文化，纵有丰富经验，永‘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可能’。”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无数仁人志士为此前仆后继，然而历史证明，无论是领导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农民阶级，还是领导戊戌维新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或是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都不能担负起这两大历史任务，历史的重任自然落到了工人阶级及其代表中国共产党身上，但是在怎样领导中国革命和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问题上，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几次“碰钉子”，革命事业也遭受了挫折和损失。“碰钉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犯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认真读好中国这本“书”。对此谢觉哉总结说：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对百年的（昨天的）与古代的（前天的）中国‘漆黑一团’，对今天中国的面目也若明若暗”就不可能办好中国的事。为此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补读”，他说：“读不易，补读更不易。”他还认为干部做某种工作必须精通业务，如果“没有知识与热情的结合，光靠热情和气力办事，就无法把生产再向前推进，甚而至于把已有的基础弄坍”。要求党员干部必须“补读”与工作有关的业务知识，他说：“没有学习过专门的，现在要你担任专门职务,不补读专门应有的学识，不能混充内行。”值得一提的是，善于读书的谢觉哉也有过“碰钉子”的亲身经历，他回忆说:“1931主我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处工作，到的次日，拟一个开会的通知，毛泽东同志全改了，一字不留，加的也不少。我问：‘为什么我这样不会写了？’毛泽东同志望了我一阵，只答复两个字：‘你学’对我启发很大，怎么学呢？一是向人家学，学正面经验，好的;二是向自己学，学反面经验，不好的。”他经过总结认识到存在的问题是“言之无物，文不对题”，这次“碰钉子”的经历使谢觉哉对“补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精读”与“涉猎”

庄子曾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是无穷尽的。而人的精力却是有限的，因此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中，读什么书、怎么读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谢觉哉主张“精读”与“涉猎”相结合，既要“精读”，“以大量的时间来读少量的书”，又要“涉猎”，多看书。

谢觉哉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要常读，精读，“一字一句的读，一次又一次的读”。他说：“对于重要的书，必须精读，比如像《毛泽东选集》那样的书，就应选择若干篇，句句读通，过一个时期又读，联系到当前的实际来读，才能受到他的益处。”丁浪回忆说：“我见过谢老读过的毛主席的著作，上面写有小注，在那种早期草纸土印的版本上，用不同颜色的笔划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圆圈，新的毛笔划过的圆圈，又压上了已经褪了色的铜笔的圆圈。”王定国也回忆说，晚年患病期间，谢觉哉重新通读了大字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军事文选》及有关资料。当她劝他少看点书时说：“毛主席的书你不是读过几遍了吗？有些你原来就听过主席的报告。”他回答说:“现在重新读一读，同过去的体会不一样了。”从谢觉哉的日记记载来看，也能够证明他的这种读书态度，例如阅读《共产党宣言》，1943年11月6日的日记写道：“昨今两日阅《共产党宣言》”。1944年2月7日的日记又写道：“重读《共产党宣言》”。再如阅读《两个策略》，1944年3月21日日记写道:“上午读‘两个策略’，觉脑疲”；4月1日又写道：“复读‘两个策略’”；4月20日又写道：“复看‘两个策略’”。谢觉哉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还要求党内同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他在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就建议高院同志“除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要兼学他的文章外，还要选印他最近一些短篇或批语二三十篇，熟读深思，作为榜样”。

除了要精读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外，谢觉哉还主张“涉猎”，多读书。他说：“我也赞成多看书，即除精读之外，还看一些书，老话叫‘涉猎’或叫‘走马观花’。”谢觉哉读书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仅从1943年和1944年谢觉哉的日记记载来看，他读书的范围涉及古今中外的政治、历史、哲学、教育、文学等领域。日记中记录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外，还有《鲁迅纪念册》《行知教育论文选集》《高尔基创作选集》《吴梅村年谱》《论衡》《元代蒙汉色目待遇考》《子夜》《容斋随笔》《六月在顿河》《中国通史简编》（中册）、《珂雪斋文集》《联共（布）党史》等。正因为他读书范围广泛，他的知识也是多方面的，王定国回忆说:“一些老同志来找他要几个治疑难病的名方，谢老只要稍微沉思一下，就能准确无误地说出这些名方在《本草纲目》的哪章哪页。当我向他求教有关学问时，他也同样告诉我那是在什么书上，怎样说的。我翻开来看，果然不错，谢觉哉真是一本活字典呵！”

“读书”与“用书”

谢觉哉认为读书有两种，“一种是读书，一种是用书。读是为着用。”他强调读书不是为了读而读，而是要勇于实践，只有把从书本上读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才能发生作用。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他从“读书”和“用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读书”与“用书”相结合重要的是读书要与劳动生产实践相结合，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让知识分子去劳动，是浪费”，“在房子里念一天书，抵得上若干天劳动的收获”等错误观点，他巧用毛泽东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和“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两句诗进行了批评，明确指出任何知识都来自劳动，也都要到劳动中去考验。他说:“有知识的人，无非是工业上农业上的知识，学工的不拿锤子、学农的不拿锄头，仅靠出卖书本子上的知识，是经常要碰钉子的，这号子人叫做‘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要在自己参加体力劳动中去求得消化，求得补充，把根底安深一些。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实际是无知识的，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能做，这号人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更应全部或大部去参加体力劳动，放下空架子，用劳动来充实自己。”他在给家乡亲戚的书信中也表达了这种主张，1953年10月在写给儿子廉伯、子谷的信中说：“读书是好的，但读书为着更加善于劳动生产”。1955年12月在写给侄女婿岂凡的信中说：“要鼓励中小学校毕业没有升学的学生从事农业劳动，他们有相当文化程度，在发展农业上很用得着他们，要打破他们读了书就不想‘作田’的传统习气。”

“读书要有恒”与“没有时间，挤”

谢觉哉认为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知识是无穷尽的，因此读书是一个持之以恒、长期积累的过程，不可能一劳永逸，他说：“读书要有恒，不是一夜长个长子，而是一点一滴地累上去。”“一个人的学问，一个人的知识，一个人的能力，都是一步一步来的，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不可能经过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爬起来就是很能干的人了。”谢觉哉自己就是持之以恒读书的典范，他青少年时读过四书五经，并考中中国最末一次秀才，因不满封建社会弊端，他不断寻求新知识、新思想，后来去长沙读书，接受进步思想，努力改造世界观，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坚持读书几十年如一日，养成了读书，记日记的习惯，从1919年以来几乎没中断过，翻看他的日记可以看到，里面记载了大量他读书时的思考和感想，可以说是一部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的读书笔记。建国以后，他先后担任内务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等重要职务，工作繁忙，仍然手不释卷，坚持读书，即使在患病期间，也从未间断过读书，王定国回忆说:“在患病的几年里，他重新通读了大字版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毛泽东军事文选》及有关资料。不能久坐看书，他叫我设法买了一个装乐谱曲的铁架子，把书装在架子上，这样可以头靠着椅子，用左手自己翻阅。”

针对有的同志借口工作忙，没有时间读书的现象和做法，他提出：“没有时间，挤”。在他看来，将来工作会越来越忙，这是规律，但时间总是有的，关键取决于个人的态度。他认为因为工作忙而把读书时间挤掉，这不是一条理由，工作是无止境的，读书也是无止境的，只有持之以恒地读书才能不断吸收新的养分，做到“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能”，从而更好地工作。他严肃地指出因为工作忙而中断读书，“那样做是危险的，其结果是生命将会停滞，革命事业将会受到损失”。

“俯而读，仰而思”与“读书要钻、钻到深处”

谢觉哉认为，读书的过程就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读书就是要把书变为我所有，提高自己的知识和工作能力，如果把读书与思考割裂，就会碰“钉子”，他说：“不‘学’只‘想’离开实际事物，离开历史经验，‘以感想当政策’必然大碰钉子，所谓‘思而不学则殆！’（殆:危险的意思）只‘学’不‘想’，把书本当教条，不顾客观条件，生硬地拿现成公式去套，也必然大碰钉子，所谓‘学而不思则罔。’（罔：无知的意思）”。所以他主张要把读书和思考结合起来，做到“俯而读，仰而思”，在读书看清了书本内容后，抬起头想一想，把各方面的过去的现在的，联系地思索一下，从而看得更清楚更远，找出书面上所没有说出的东西来。同样把读书与思考结合起来，还要做到“读书要钻、钻到深处”，要做到这一点，读书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上知识的表面，而是要深入地思考，深入地想，“由这到那，由抽象到具体又由具体到抽象，即是把所‘学’运到所‘用’上去。”在他看来，读书是增加知识，为自己的工作能力作准备，但光读书面上的东西，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要联系自己的工作实际进行思考，掌握书本内容的精神与实质，从而“领会贯通，作为自己的武器”。因此他强调在做具体工作时，“要独立地思考，最好把所学过的书本丢开，免得碍手碍脚，这时候，你运用的是学习过的脑子而不是书本上的字句”。“如果按书本去套现实，那就是教条，不是指南。”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认为读书“读得不好比不读还坏”，“不在于读得多，而在于消得了”。

从日记记录中可以看到，谢觉哉读书是联系实际进行思考，并记下自己的心得。例如1941年7月他阅读解放社印的近代史参考材料，当读到戊戌政变和李秀成的口供时，他写道：“戊戌政变的失败，六君子康梁等太躁进了一点，不知道调整人，顾及舆情，因为性急，致不择人，给袁世凯以告密，可见办事是不容易。谙炼二字最要紧。读李秀成口供，可见成大事，内部团结的重要。自互相疑忌坏长城，所谓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也。这两个教训，对我们还很有用。”1953年7月在读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时，称赞写得不错，将作家写文章与党员干部做工作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认为作家要写好文章，就要留心地观察实际，写得不好，只浪费些纸墨；而工作干部不深入实际，工作做得不好，损失常无法计算，因此他写道:“我愿我们下去视察的同志能发现一些新东西，以前知道的并未深入的东西。”

(本文作者湖南科技大学讲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来源：《百年潮》201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