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随师北伐

叶剑英随师北伐

张廷栋

1926年，随着东征的胜利、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工农运动猛烈发展，人民群众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用武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髙。这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确定党从各方面推动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颁布了出师北伐的动员令，发表了《北伐宣言》。

北伐战争直接打击的目标是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当时的北洋军阀内部，已处在四分五裂的状况中，但从表面上看，仍然是一个庞然大物，存在着三大势力：

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河北保定一带，约有兵力20万人，它的主力一时还在北方的南口一带，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

原属直系，后成独立势力的孙传芳，盘踞于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五省，号称“五省联帅”，有军队20万人，战斗力比吴佩孚强。

实力最雄厚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兵力有30万人。

这三大军阀势力总兵力约70万人。而国民革命军，经过整编，组成八个军，蒋介石任总司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二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叶剑英所在的第二十师，归第一军建制。当时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约13万人。

针对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国民革命军利用军阀内部的矛盾，兵分西、中、东三路，集中兵力先打吴佩孚，后打孙传芳，再打张作霖。

西路军从广东向湖南、湖北进军，主要攻击目标是吴佩孚的军阀部队。中路军从广东向江西进军，东路军从潮汕向福建、浙江进军，主要矛头指向孙传芳的军阀部队。最后，北上解决张作霖的军阀部队，统一全国。

根据这一作战方针，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举行隆重的誓师大会。会后，兵分三路陆续出师北伐。

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

北伐出征之初，蒋介石让何应钦率部驻防汕头，任命他的亲信、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王柏龄代理第一军军长。不久，他又令第一军担任总预备队，王柏龄任总预备队指挥官，负责指挥第一、二师，随他北伐。叶剑英被调任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

总预备队沿粵汉铁路乘车向北前进，经湖南郴州、衡阳，于8月12日抵达长沙。这天，蒋介石偕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进攻湖北，主力直趋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王柏龄、叶剑英奉命于8月25日由长沙向岳州出发。攻下岳州后，蒋介石以岳州为北伐军后方，命王柏龄、叶剑英率总预备队在此镇守驻扎。

北伐军于9月6日攻克汉阳、汉口。翌向江西进军。王柏龄、叶剑英率总预备队第一师自岳州开到浏阳集中，随即进占江西铜鼓城，配合第六军东下攻打南昌。

首战南昌

9月10日,北伐军程潜的第六军第十九师向南昌发起进攻，王柏龄、叶剑英率总预备队第一师助攻支援。由子得到南昌工人、学生及省署警备队的内应，一举攻克南昌。

孙传芳听到南昌失守，大为震惊，迅速组织优势兵力由南方夹攻南昌，并调来两艘军舰，亲自登舰指挥。北伐军在城内，兵疲弹尽，坚守数日后撤出。

南昌争夺战中，王柏龄以蒋介石的嫡系自居，不听第六军军长程潜调遣。他指挥预备队第一师纵深迂回到牛行车站附近，在那里同南浔路增援敌人打遭遇战，伤亡过半。

北伐军在南昌鏖战，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到前线向王柏龄、叶剑英了解情况后，提议休整两周，待重新部署力量，组织进攻。但是王柏龄不听加伦的劝告，为了挽回面子，争功逞能，急于反攻。

叶剑英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敌我态势，认为孙传芳部据守的人数比北伐军多，地形条件对我也不利，力主暂时不打。他向王柏龄一再建议：“孙传芳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南昌。南昌三面环水，地势险恶，即使我部孤军深入，打到城内，如果敌人断了我军的退路，进去了也出不来；再加上我军刚退，士气消沉，缓攻为好。”

一向刚愎自用的王柏龄拒不采纳叶剑英的意见，贸然下令部队反攻，孤军突进。一部分部队入了城，由于失去群众的支援，加上地形不熟悉，遭到敌军猛烈反扑，被分割包围，无法立足。王柏龄见势不妙，贪生怕死，率先逃跑。叶剑英和团长薛岳等只好组织部队连夜仓促撤出，部队遭到了惨重损失。当时叶剑英带着护兵司徒发冲出来，迎面来了小股敌兵，他眼明手快，按倒司徒发隐蔽，正好一排子弹打过来，战后，司徒发说：“好险啊！是参谋长救了我一条命。”

王家铺战斗

10月中旬，北伐军再次发起攻打南昌的战役。叶剑英与第一师代师长王俊奉命率部从奉新出发，参加南昌西北的王家铺战斗。当时，广西李宗仁的第七军与孙传芳的部将陈调元所率三个师在王家铺南约五公里处，鏖战几天几夜，不分胜负。蒋介石闻讯，恐第七军独立难支，即派第一师前去增援，叶剑英协助第一师代师长王俊指挥部队，从白山绕出昆仑台侧背，迅速赶到山脚下。他观察战场，从望远镜中看到敌军陈调元部踞守铺南一列高地，负隅抵抗，桂系第七军全线向各山仰攻，很是吃力，双方都打得精疲力竭。

叶剑英了解到敌情和地形后，便向王俊建议说：“他们已经打三天三夜了，我们稍加砝码，敌人就退了。”他提议将部队主力迂回到敌人侧后去，正面用一小部分兵力佯攻，命炮兵向山上开炮，迫使敌人退却，在运动中歼灭之。

王俊急于表功，只求速决，说：“那不行，时间不允许，我不能分兵！”结果将部队全部拉到正面，发起进攻。双方刚接上火，敌军看到北伐军援兵到来，连忙撤出阵地向后逃跑。王俊得意地喊起来：“敌人退了，我们追吧！”叶剑英强忍着愤怒，说：“还追个啥！等你下去，人家已经跑几十里路了，什么也缴不到。”

这次战斗，由于王俊不听叶剑英的意见，打了一个消耗战，只缴到几只破炮筒子。参加战斗的黄埔学生军十分气愤，把这事报告了蒋介石。

10月下旬，武昌方向的北伐军主力到达江西前线，参加第三次攻打南昌。南昌终于在11月8日攻克，全歼江西总司令邓如琢防守南昌的部队。9日，蒋介石率总司令部移驻南昌。由于王柏龄临阵脱逃，叶剑英率总预备队指挥部，随一师驻守南昌。

新编第二师代师长

北伐军在南昌之战，俘虏孙传芳部军官数百名，士兵数万余人。蒋介石为了扩充实力，决定将收编过来的赣军组成新编军，任命叶剑英为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不便推辞，只好受命。

叶剑英从组建该师之日起，就接近左派军官，推行党代表制，他提出“不要钱、爱百姓、不怕死”的口号，还规定了军官不准打骂士兵等。部队成分虽然复杂，经过一段整顿，政治素质有所提高。

新编第二师组成后，奉命开赴吉安。

在吉安，叶剑英虽然与共产党组织没有直接联系，但时常能接受部队左派军官和秘密共产党员的思想影响。他以极大的热情出席地方上的总工会、商民协会等组织、团体的会议，支持革命和进步的活动。他还让党代表、进步的军官与学生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进行联欢，演出节目。

叶剑英身在吉安，时刻关心着全国政局的发展，尤其关心着武汉与南京两个方面的政治动向。正当北伐军基本消灭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势力、威震全国之时，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开始激化。对此，他十分忧虑。

1927年春，叶剑英因患伤寒病，离开吉安，去南昌住院治疗。治疗期间，他亲眼看到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的种种丑恶表演，了解到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那时全市先后建立了73个行业工会，会员发展到四万余人。彭湃到南昌，并作过多次演讲。各种进步团体组织，如青年工作团、青年互助会、文学研究会、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会，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南昌工人、农民、学生及各界群众团体数万人，在皇殿侧旁的公共体育场举行“二七”纪念大会。南昌总工会在江西大旅社举行隆重的欢迎会，欢迎国际工会参观团（苏联、英国、德国工会代表）。郊区农民在百花洲举行批斗恶霸地主的大会……

这些革命活动，使叶剑英耳濡目染，受到深刻的教育，增强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

“四一二”后的抉择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政变后，江西的局势也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吉安的反动分子在全城实行戒严，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报馆等革命机构，强行押送国民党左派和革命团体负责人出境，并收缴了县农协自卫队的武器，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摆在叶剑英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荣华富贵的路。这就是继续留在蒋介石嫡系部队，为蒋效命，升官发财。另一条是艰难曲折的路。这就是脱离蒋介石，另寻出路。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仍然打着国共合作的旗帜，摆出反蒋的姿态，而在南京的蒋介石则已公开反对武汉政府。是去武汉，坚持北伐，还是归南京，投靠蒋介石？在两条道路面前，需要迅速作出抉择。

叶剑英经过反复观察，再三思索，终于冒着砍头的危险，选定了反蒋的道路。

叶剑英决心一下，便与几个左派军官谈了自己的想法和态度，与师参谋长佴凰、参谋李明、秘书邓世标等取得了一致意见后，即召集全师军官开会。会上，叶剑英分析了武汉、南京的局势，声讨了蒋介石的叛变行为。他慷慨激昂地说道：“弟兄们，现在一个武汉，一个南京，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自便！”说完从怀里掏出一份亲自起草的致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当众宣读，表示“至诚拥护中央”，反对蒋介石，通电全国。他把电文交给秘书发走后，告诉大家，从即日起，正式辞职，暂由参谋长佴凰代行其事。在场的军官，听了叶师长的这一番话，有许多都表示愿意跟着他，留在二师，听武汉政府的号令。也有一些右派军官表示反对，当即退出会场。

二师的右派军官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激烈反对叶剑英，并与当地右派势力勾结起来，准备闹事。叶剑英与左派军官紧急秘密商议，决定二师举行武装暴动，拉队伍北上，投向武汉国民政府。同时，他作了如下部署：迅速查明各团、营官兵的动向，以及驻地情形，拟出分头袭击、扣押右派军官、收缴枪械计划；挑选特务营手枪队、教导队可靠人员分头执行袭击、扣押人员和收缴枪械的任务；完成任务后，举行誓师大会，迅速编成四个团，取道赣北、武宁、咸宁，向武汉进发。

部署以后，风声越来越紧。叶剑英在吉安处境困难，同时，他也考虑先到武汉政府报到，领些枪械和军饷，以备队伍北上之用。于是，他决定带护卫司徒发先去武汉。

叶剑英走后，二师左派军官成立了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于5月6日通电讨蒋。电文载当日汉口《民国日报》后，即遭到右派军官的激烈反对，双方剑拔弩张，师陷于分裂状态。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经过多方面酝酿，紧急磋商，于5月13日举行了武装暴动。左派军官以敏捷的动作逮捕了反动军官，控制了部队。

5月20日，在吉安市的中山广场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声讨蒋介石，拥护武汉革命政府，号召农工群众起来，继续北伐，革命到底。大会有几千人参加，其中有士兵、工人、农民，也有普通市民，情绪激昂，口号声、歌声连成一片，气势很盛。但是，由于右派军官组织暴徒突然向群众大会会场开枪，企图反扑，当场打死兵民十余人，造成极大的混乱，加之缺乏经验，孤军无援，很快就被朱培德第三军的杨竹轩、杨如轩所部包围缴了械。

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出党，随即将呈文转给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经8月5日第一一二次会议讨论，决定咨请南京国民政府通缉。同案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被通缉的还有张克、邹泰安、杜若、魏燮元、王彬、刘世璋、陈世光、丘维汉、楼胜利、吴洁等，他们都是吉安起义的发动和参加者。

出任“铁军”参谋长

叶剑英一行从吉安乘船经九江抵达武汉。

武汉国民政府，除了汪精卫这个刚刚;复职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席之外，还有一个实力人物谭延闿。他虽然自汪精卫当权便不再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国民党政府主席之职，但仍实权在握。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一面暗中和蒋介石勾结。汪精卫、谭延闿之流伪装革命，在当时迷惑了相当一部分人。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推行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步步妥协退让。武汉形式上是国共合作的天下，实际上是国民党假左派当家。

叶剑英乍到武汉，一时摸不清底细，为了找个立脚点，只好先去找谭延闿，向这个政府的军事部长述职。他向谭延闿报告了新编第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和粮饷。谭延闿这个老投机家，此时正玩弄多年做湖南都督的故伎，脚踏两只船，怎肯资助反蒋的二师呢？他劝叶剑英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

叶剑英暂时下榻在武昌朝阳旅馆。这个旅馆是广东人开办的。广东籍的客人出出进进，多有联系。一个偶然的机会，叶剑英巧遇梅县同乡李世安，他是秘密的共产党员。1924年6月在广东大学（后更名为中山大学）读书时入党，毕业后回到梅县任教。在广州时，他和叶剑英就见过面。后来，他回梅县，在东山中学和学艺中学同时兼任训育主任和国文教师。1925年第一次东征期间，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多次去过母校东中学和新办的学艺中学，两人再次相见,建立了友谊。

李世安还结识了东征到梅县的周恩来、邓颖超。李于1927年2月5离开梅县到上海，在上海又见到了周恩来。后来他转到武汉，在武汉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叶剑英在武汉见到李世安，顿时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在交谈中，李世安发现叶剑英的思想很进步，同情共产党，就借机向他介绍国共两党在武汉存在分裂的危险，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告诉他要警惕国民党右派。从此以后，两个人常常会晤，成了知己。

叶剑英在武昌没住几日，突然接到一个通知，是军事部派人送来的，让他出席武汉政府召开的国民议会。会议由谭延闿主持，讨论宁汉分裂后的形势和前途。

会上，叶剑英讲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说：“有人说我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待我不错，蒋介石给了我一个‘巴掌’(职权），我拿这个‘巴掌’打老蒋，这不合人情，对不住老蒋。其实，不是我对不住他。他在上海杀害了那么多人，我怎能还跟着他干呢？我们是总理的信徒，谁反对总理，我们就反对谁！”他的发言博得了一片掌声。

在这次会上，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师长贺龙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反蒋讲话。这是叶剑英与贺龙第一次见面，对他的讲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国民议会之后，叶剑英动身返回吉安，到了南昌，正赶上当地驻军部分反蒋军官举行集会，邀请他参加。叶剑英出席这个会议，有机会见到了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即南昌军官教导团）团长朱德。叶剑英在会上作了即席讲话。他激动地说：“有人问我反蒋图什么？我说我反蒋不图什么，只图个革命。我们革命的枪口要对准反革命。蒋介石自己跑到我们枪口上来，他自己当反革命，是自己找打的。我反对蒋介石不是因为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他反革命。我们就是要讨伐反对革命的人……”

朱德听完叶剑英的讲话，在掌声中走了过去，紧紧握住叶剑英的手说：“叶师长，讲得好，讲得好哇。蒋介石现在已经反动透顶了，你应该反，反得好！”

叶剑英第一次见到这位在军界久负盛名、具有农民般朴实和学者般智慧的战将，顿时肃然起敬，尤其听到他对自己的夸奖，得到他的同情和支持，感到很受鼓舞。他当即站起来，按照军人的范式，立正敬礼，虚心地向朱德讨教。

会后，叶剑英打听到吉安局势不稳，只好从南昌又折回武汉。他回到武汉后，又陷入苦闷彷徨之中。此时，张发奎在武汉，他听说叶剑英来了，便派人邀请他来行营叙旧。

张发奎在参加北伐后，因战绩卓著，升任被誉为“铁军”的第四军军长。此刻他正踌躇满志，到处网罗人才，想做一番大事业。张发奎与叶剑英过去同属粵军，知道叶剑英能文能武，是个杰出的将才，邀请他到第四军任职，叶剑英表示同意。

这时，宁汉分裂后的斗争日趋激化，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方对峙的局面。代表革命势力的武汉政府统治着湘鄂赣三省的广大地区，得到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全力支持，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中的绝大部分当时也还是拥护这个政府的。但是，武汉政府的领导集团严重不纯。汪精卫假反蒋、真反共，再加上外交、军事和财政等困难，加速着领导核心的分化。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盘踞闽浙苏皖的广大江南地区，建立起完全背叛:孙中山革命政纲的反动政权。在北方的奉系军阀进兵河南，集结于豫南的许昌、郾城、汝南一带，组织对武汉的进攻。

在这种形势下，武汉政府是东征讨蒋，还是继续北伐？不能两个拳头打人，必须先打一路。最后的决定是与西北的冯玉祥国民军配合，先打奉军，再打蒋介石。

1927年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在武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继续北伐。

北伐军5月13日下达总攻击命令，以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张发奎为前敌总指挥，率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沿京汉路向河南开封进发。冯玉祥也同时从陕西潼关出发。第四军于5月中旬到达驻马店集结，开始出叶剑英随张发奎的前敌总指挥部出征，与第四军副军长黄琪翔、邓演达以及军事总顾问加伦等一起参与指挥作战。北伐军经过上蔡之战、东西拱桥之战、逍遥镇之战、宋庄之战，特别是漯河、临颍的激烈战斗，于6月1日击退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于郑州。不久，叶剑英随军从河南班师回程武汉，被正式任命为第四军参谋长（军长黄琪翔）。

投入中国共产党的怀抱

叶剑英在第四军军部这一段时间，生活在进步环境里。第四军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政治工作比较活跃，黄琪翔当时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比较好。叶剑英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对时局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到了汪精卫、谭延闿这些人已经越来越走向反动，国民党官僚只谋一己私利，腐化堕落。只有共产党人大公无私，真心实意为工农大众谋福利，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他更加坚定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然而，此时此刻，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去投向共产党，要冒很大风险。“道路艰险何所惧，只身偏向虎山行。”尽管前进道路上布满荆棘，但这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是走定了。

形势错综复杂，到哪里去找共产党呢？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并不熟悉，又多隐蔽起来，一时找不到；即使找得到，共产党能够吸收曾经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吗？过去申请加入共产党不就是因为这件事搁置起来？叶剑英困惑着、思索着。

其实，他还不大知道，当时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有两个因素妨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除了“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对这个问题，当时曾在国民党军内任职的中共党员包惠僧回忆1925年第二次东征后一段经历时说：“我同叶剑英这一次共事才认识的……他是云南讲武学校毕业。同王柏龄有师生关系，因此我们的同志都把他作为孙文主义学会的人看待。他曾到政治部同我谈过两次话，并借阅马列主义书籍，我们经过了多次的接触，有相当的了解，但是当时我们对他重视不够，没有吸收他入党。”

尽管如此，叶剑英没有放弃入党的念头。这可以从1924年前他在黄埔军校第一次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情形得到证实。那时，熊锐受党的委托找他谈话，希望他能经得起长期考验。从那以后，他一直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的组织。从他在北伐战争中随身珍藏的《少年先锋》（旬刊第一卷第六期，1926年10月21日出版）这本油印的共产党地下刊物里的笔迹中也可以看出，他第一次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虽未获得批准，但他并未灰心，思想仍然坚信共产主义，靠拢党的组织。正因为他有这个思想基础，才想到列宁的故乡去探求共产主义。他听说邓演达同苏联大使馆有联系，便前去找他寻求帮助。

邓演达自北伐以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曾身兼数职，成为国民政府的风云人物。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邓演达主持武汉30多万人的群众大会，声讨蒋介石，积极开展反蒋斗争。蒋介石派人拉拢他不成，就通电解散以他为主任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对此，邓演达毫不理睬，继续坚持反蒋斗争。他多次深夜去找汪精卫申明大义，但都被汪精卫拒绝。他曾打算抛开汪精卫，与吴玉章、宋庆龄、彭泽民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挽回局势，继续革命，但因为汪进行破坏，未能成功。邓演达对大革命深感失望，又因遭到排挤，心灰意冷，正在考虑出洋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叶剑英向他倾诉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革命愿望，请求他介绍自己到苏联去学习。

邓演达虽然与叶剑英是老朋友，对叶一向抱有好感，表示赞成他出洋，但考虑到形势复杂，要自己出面介绍，比较为难。因此，邓演达没有答应介绍叶剑英去苏联学习。叶剑英只好去找共产党员李世安。

当叶剑英见到李世安，紧紧握住他的手，把自己渴望加入共产党的要求和几年来在找党、入党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一一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李世安能想办法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世安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也了解叶剑英的现在。他从在第四军的广东同乡柯麟等人那里早已听说叶剑英的政治表现和革命志向，知道他曾多次表示过要跟共产党革命到底的决心，便答应他说：“好！剑英同志，我相信你，我愿意作你的介绍人。”于是，李世安带着叶剑英的热忱和希望，秘密找到周恩来，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周恩来回忆起自己同这位年轻将领的交往，当即肯定地说：“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当表示欢迎。”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叶剑英为中共正式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党组织暂时要他不与其他党员进行联系，暂不公开他的身份。

就在叶剑英入党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武汉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7月14日晚间，汪精卫不顾宋庆龄、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劝阻，秘密召开“分共”会议，部署反共与“清党”。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进行疯狂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倒在血泊之中。革命的武汉一夜之间变成了反革命的桥头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葬送了。

在这种形势下，成千上万的共产主义战士英勇牺牲了，而有些号称革命家的人逃跑了，叛变了。武汉报纸每天都在显赫的位置上登载个人或联合声明、启事，宣布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但是，那些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却在这关键的时刻勇敢地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叶剑英正是这样的共产党人。他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中，迎着反革命逆流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

叶剑英加入共产党以后，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积极投入新的战斗。

（本文作者：叶剑英秘书）

（来源：《百年潮》201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