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播火者”致敬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种理论犹如壮丽的日出，照亮了人类探索历史规律和寻求自身解放的道路，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力量，对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就是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许多马克思主义“播火者”，就像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为盗取天火造福人类而历经磨难、百折不回。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在东方这个古老大地播撒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照亮中国人民前行的征程，谱写了一曲曲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的动人篇章。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伟大先驱李大钊，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蔡和森，与李大钊并称“南杨北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杨匏安，被董必武称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的一大代表李汉俊，《国际歌》的中文译者瞿秋白，将翻译《资本论》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潘冬舟······他们先后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为真理、为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陈望道，《反杜林论》翻译者吴亮平，立下 “为翻译《资本论》而死，那也是死得光荣的”志向的郭沫若，《资本论》的翻译先驱陈启修、侯外庐、王思华、郭大力、王亚南、吴半农等，《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翻译者华岗、成仿吾、徐冰、博古（秦邦宪）、乔冠华、谢唯真等，以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彪炳史册的李达、李立三、张闻天、冯雪峰、艾思奇、柯柏年、李一氓、许德珩、周建人、何锡麟、王学文、何思敬、沈志远、曾涌泉、曹汀、曹葆华，等等。他们用一部部闪耀着真理光芒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本，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者赓续先驱者的精神，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殚精竭虑、无私奉献，让“为圣人立言”的崇高事业代代相承，让传播真理之火的神圣工作永续下去。师哲、陈昌浩、姜椿芳、张仲实，这一个个闪光的名字，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领导者和翻译大家，为“三大全集”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编译出版作出了重大贡献，树立了不朽丰碑；林基洲，《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的设计师和组织者、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被同事们称为“拼命三郎”，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和理论研究事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生动地诠释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深刻意义；周亮勋，国内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大家和带头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年逾七旬时仍全力以赴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最后病倒在工作岗位上，去世前能记得的只有稿件，说的最多的就是“我要工作”；宋书声，将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和追求，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16年，为党的编译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荣获中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以几十年的辛苦和坚守忠实地践行了“用我一生，去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的承诺；曾长期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的韦建桦，自1978年起，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中耕耘了43个春秋，从满头青丝到两鬓斑白，清苦寂寞而乐此不疲，因为他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中“找到了守志报国的阵地、安身立命的家园”，马克思在17岁时写下的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一直是他恪守不渝的信念，为此而殚精竭虑、奋斗不息；顾锦屏，一位至今仍坚守在马列著作编译岗位上的年近90的老人，见证了新中国马列著作编译事业的起步与发展，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把我的一生献给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这一崇高事业”，“无怨无悔”。在新中国7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中，这样平凡而又伟大的翻译家还有许许多多。这是一个坚守信仰、默默奉献的群体，是一个薪火相传、接续奋斗的群体，“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真实写照。没有他们用心血和汗水筑就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就谈不上我们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理论创造，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虽然他们的名字在这里无法一一列出，但为历史作出贡献的人，历史终究不会忘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史册上将永远镌刻着这些伟大而又平凡的“播火者”的名字。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口述史丛书》总序，发表时有删改）